《靖国》被李缨视为他与父母的一段共同记忆。
10年前当他开始拍摄此片时，恰好父母来日本探望儿子并游玩。李父李士非是一位诗人，当时已患心脏病，医生叮嘱他不要再写诗，让情绪尽量平稳。可是日本之行，却让他写出一本诗集。他赞美这个爱树爱花爱鸟的国度，感佩这里对知识的尊重——钞票上都是大知识分子的头像，却也因为在靖国神社听到日本二战时期军歌而心脏病突发——那正是他儿时在徐州老家的黑色记忆。
李士非在日本阅读了不少日本人写的关于战后历史的著作，包括原《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天皇的军队》。1970年代，本多胜一在中国采访调查，写出一系列关于日军侵华时期残忍行为的报道，其中就包括了“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场面，使“百人斩”杀人竞赛一事战后再次在日本受到关注并成为长达三十多年的争论话题。
李士非请儿子带他去拜访本多胜一以示敬意。没想到出现在父子两人面前的著名记者却戴着墨镜与假发：因为他的文章受到极端右翼分子的攻击，他的孩子在学校都会受到威胁，他不得不搬家，不对外公开地址，自己出门也多加掩护。
在本多胜一之后，日本一直不乏反映日本侵华史实的文字、影像作品，但是并没有获得普遍接受。本多胜一告诉李缨：“不管左翼右翼，在日本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的缺乏历史观的人。”但是对中间部分的人，谁能施加影响力？为什么那么多史实资料在日本得不到接受？李缨决定放弃追究历史记录的真伪，而将镜头对准正在靖国神社上演的一幕幕，去呈现那里的“空气”，追问“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10年以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缨自己在东京的公司也因为遭受威胁而必须搬走，而他的父亲也因为心脏病发作病危。他突然后怕：“我真不希望我的生活会变成(本多胜一)那样。”
声音
看完上半部，甚至觉得这像一部赞美靖国神社的影片，航拍画面呈现神社在东京夜晚的宏伟，甚至可以看出神圣感。
《靖国》跟以前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史实的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深入从内部解构了战争美学。这是以前的影片没做到的，但是它以之前公布的事实为前提的。当靖国刀之美与用刀杀人之恶放到一起时，意识形态与事实之间的裂口一下子暴露出来。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
李缨呈现的是个体和个体面对历史的方式，而不是所谓的“日本人”、“中国人”抑或“老一辈”。他的不使用画外音加以评述的方式，与中国主流纪录片颇为不同。
这些影片(包括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纪录片与历史解构”研讨会上，与《靖国》一起放映的另外两部独立制作的中国纪录片：关于中日战争的《我的邻居说鬼子》，关于反右运动的《和凤鸣》)都反映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非常积极地寻找新的视角看待近代历史。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魏简(Sebastian Veg)
（编辑/张羽扬）
2005-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