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这部电影我看了两次，第一次泪水模糊了眼睛，昨天的这一次，握紧的拳头关节在作响。
第一次看《南京》的时候在上海电影节，在初次接到导演的邀请时大家似乎都没有太在意，因为类似题材的影片在慢慢增多，而不少影片甚至在利用这样惊悚的题材四处敛财，当时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影院。
在影片开始的刹那，我就意识到先前的判断是错误的。一部运用如此手法拍摄的电影根本无法赚到更多的钱，而记录就是它的惟一职责。也许外国导演有着影响他的价值观念和主题，对于拉贝以及他创立的国际安全区的笔调显得有些厚重，却也不影响全片格局，无可厚非。
哭泣的声音左右传出，这些在娱乐圈混了许久的老记们的眼泪居然如此汹涌。我身边一个杭州的资深电影记者用光了我所有的纸巾，而我的泪水在那名老人讲述日军杀死喂奶的母亲时沾湿了胸前的衣服。电影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经过银幕的放大，真挚感情的力量也放大了好几倍，一直作为赏析者的我们则进入了这个世界，因为这时候国籍成了脑海中最基本的判断底线。就这样，在影片结束后，大家没有往日的笑声，而是全部安静地回到房间埋头写稿。一名同行的MSN签名马上改成：我哭着看完《南京》，中国人都会哭着看完它。
昨天下午，再看《南京》，哭泣的声音依旧在身边响起。张纯如说：“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我注意到影片中所有中国老人讲述时的眼神，让人痛彻心扉。而有几名日本老兵在回忆当时的场景，却轻描淡写地犹如当时杀过一只鸡，走过一个广场，甚至有名老兵还带着调侃和微笑面对镜头。
这时候，我的拳头握得很紧，关节的响声清脆。虽然历史已经走过70年，有愤青的激动叫嚣和“理性主义者”的辩解共存，但牢记这段历史却是对无辜受害者们最大的缅怀。
“过去是对未来最好的预测。那些否定历史并拒绝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还会重蹈覆辙，并自食其果……”这是影片最后所说的，也是最该说的一句话。（文／朱玮杰）
2005-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