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会唱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和《准备好了吗？》，它们分别是苏里参与导演的影片《祖国的花朵》和《红孩子》中的插曲。1995年秋，我邀苏里到上海做嘉宾，通信多年、神交已久的我俩首次在沪相聚，虽年龄相差四十多岁，但仍一见如故，“千杯不醉”。那天晚会上，我向大家介绍苏里后，他儒雅地走上舞台，特别“修正”道：“刚才江平同志能很详细地报出我的艺术履历，我非常感谢，但是关于《祖国的花朵》，我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是严恭老大哥的作品，后来有报刊写成严恭、苏里并列联合，那是不对的，我只是副导演，副导是不能算‘主创’的！另外，《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战洪图》分别是我和武兆堤、王炎、袁乃晨联合导演的！这些片子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独立导演的也就是《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集）和《刘三姐》，请记者朋友们帮忙，有可能的话在报纸上纠正纠正！”
我相信，那天在场的人都会被老人罕见的诚实和谦逊所感动。正因他德艺双馨，第二年在上海搞童牛奖颁奖晚会，我又请苏里当贵宾，不想他来电复我：“能不能请上严恭导演？他是拍儿童片的大师。他不来，我不敢来。”
几天后，他从长春专赴南京，接来和他曾经生死与共的兄长严恭先生。那次晚会的脚本是我参与策划的，其中专门安排了两个章节，一是严恭先生和当年他导演的影片《三毛流浪记》（与赵明合作）中的“小三毛”王龙基多年后重逢，二是写了一个小品《毛主席在长影》，表现毛泽东和《红孩子》摄影组见面的故事。我请来幼儿时就曾在石挥导演的《关连长》中露脸的上影演员王志华扮演四十多年前的苏里。晚会结束宵夜时，苏里对我说：“小品编得巧、演得好，只是把我美化了。”我不解。他笑指自己面颊说：“我脸上有这么大的黑胎记，王志华多漂亮啊！不过，这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苏里导演的右眼周围有一大块黑斑，他说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从小丢不了。他原名夏传尧，1919年1月26日出生于安徽当涂，父亲是修皮鞋的，小时候邻居就叫苏里“黑脸小皮匠”。旧社会拐卖孩子的很多，街坊四邻皆有小男孩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上海、南京的“绝后大户”，苏里说这块胎记使他安度童年。在芜湖读中学时，苏里接触了地下党和进步书刊，思想激进，领头罢课罢考，呼吁抗日救亡，屡被记大过。江南沦陷，苏里赴武汉，恰逢延安公学在八路军办事处招生，报名者踊跃，苏里恐考不上，冒冒失失给从未谋面的邹韬奋先生写信求助，称自己是邹先生的读者，痛苦彷徨中向往革命，问邹先生是否和八路军熟识。而邹先生被热血青年的魄力和勇敢行为感动，很快复函，苏里执此信顺利走进革命队伍。1938年春，十九岁的苏里跑烂几双鞋，终于来到延河边，从此，他把一生献给人民艺术。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有空时常会到苏里和严恭那里小坐。二位老人都知童牛奖经费紧，主动提出挤在一间本来就不宽敞的招待所客房。天热，空调不足，苏里导演把裤腿卷到膝上，象刚从河里捞鱼回来。蓦地，我发现，他腿上还有大片伤疤，原以为是他早年当武工队员转战太行山打鬼子时留下的印记，谁知，一旁的严恭老师却讲出另一桩感人的事。
苏里为人热心，一辈子保持老八路作风。拍《刘三姐》时，他已是导演，全组统帅，可还为大家抬送洗澡热水，不料双腿被烫成重伤,此后，《刘三姐》的全部外景，几乎是他顶着酷署、忍着剧痛躺在担架上指挥完成的。据说周总理观看《刘三姐》时得知苏里“壮举”，夸赞他是“重伤不下火线的电影战士”。
晚年的苏里仍充满童心，精力好时就到处“乱跑”，目的地就是小学校，他会有事没事站在校门口，看孩子们面带朝气进进出出。他爱孩子，看到他们，老人心里踏实。孩子们在少先队旗前挥臂敬礼，用充满稚嫩的童音齐声高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每当这时，苏里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回想往昔，热血沸腾，有时竟老泪纵横……
这泪水里充满了一位电影老人对青春昭华的无限回忆和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无尽热爱！
2005年金秋，我站在长影厂庆的舞台上，看着台下老中青三代影人，心中阵阵惆怅：遍插茱萸少一人，苏里导演只能在天国听我们高唱：“准备好了吗……” （文/江平）
2005-2008 